毕业季又来了。如果要用一个词语唤起所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学子的毕业故事，那非“毕业设计”莫属。对于大多数学子而言，毕设是毕业的终曲；而对于深大新传学子，毕设仅仅是毕业的前奏。
1997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当时是文学院传播系广告学专业）创新性地推出毕业设计教学改革。2009年，新闻系（当时是传播学专业新闻方向）延用毕业设计，将深大在学界、业界的声量进一步扩大，并以“网红”的形象吸引着社会目光。从1997年到2023年，这场持续了26年的毕业设计改革，多次获得全国新闻院校教育改革创新奖，形成了国内新闻院校中绝无仅有的“深大毕设改革教改现象”。
教学改革是浩荡的，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是一场历时半年、辗转多地、抓心挠肝、每一个细节都能咂吧出味来的毕业故事。从入殓师到逃港人、从少女妈妈到试药人、从快手农村网红到广东疍民，这些底层人民成为了新闻毕设选题关注的主角；他们也根植于深圳这座土地，聚焦深圳海洋生态、跨境电商、购物中心；他们更心系国家，关注雄安、铀都、大凉山。
看他们的毕设作品就会发现，当代大学生将对于城市发展脉络的关注、家园的热爱和百态社会的体察，以“自我燃烧”般的姿态，化作了毕业前华丽的“最后一舞”。而不计成本、充满理想主义、蓬勃充沛的青春实践，似乎与深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大学、城市、时代，就这样共同让故事发生。
不认命的师生，开启一场全新教学实践改革
一切都要从那个“遥远的下午”开始。
1996年初夏，深圳大学元平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校园招聘会。不大的体育馆，被学生们挤得密不透风。初见面试官的紧张与忐忑混杂着初夏的热气，将招聘会哄抬得热火朝天。各大媒体摊位被挤得密不透风，学生们摩肩擦踵。深大广告学专业学生排了长队，挨个到摊位跟前，恭敬地递上精心打印的简历。
时任深大广告专业负责人的吴予敏见到这火热的场景，很是欣慰。但当招聘会散场时，他惊骇地发现，清洁工用大扫帚扫起的、垃圾桶里堆满的，正是学生们的简历。上面的一寸照片、自我介绍，这些曾被人珍视的痕迹与最终遭遇形成了强烈反差。“我不可能将那些简历从垃圾堆里捡起，更不可能告诉孩子们他们简历的去处。”吴予敏回忆道，“这种感受和看到自己孩子受委屈的家长心情差不多。”
第一个遥远的下午留下了暗淡的色彩。吴予敏很清楚，学生的就业困难源于深圳全面向好的经济发展和深大社会认可度之间的落差。如何缩小这种落差，让社会看到深大学子的能力，成为吴予敏思考的问题。
1996年国庆后，当时广告专业毕业班班长简刚晖找到了吴予敏，他说：“吴老师，我们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毕业了，我们想弄个毕业展览。”这一下，让吴予敏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自己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出现了可能的解决方法。简刚晖至今都记得吴老师当时的激动，“他说：‘哇！很好啊！好棒啊！我们有机会了！’他的表情、语气、肢体语言都在表达他的欣喜。”
“一个展览是把你们的作品亮一下给老师看，老师早就看过了。最重要的是你们拿出一个什么样成型的作品给社会看，让社会认识你们。”吴予敏随即提议，广告公司都采用提案模式，用提案赢得竞标，你们能不能搞个毕业的提案呢？于是，毕业设计取代了毕业论文，学生自己组织团队，跑市场，谈项目，调查、策划、涉及、制作、客户鉴定、公开答辩。
从那时起，吴予敏再也不去招聘现场了。他专心致志地在毕业班搞教学实践改革，他要让学生在毕业时有能够亮出来的作品。他认为，社会形成的认知会强加到一所大学、一个专业、一名学生身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高校的学生都很平庸，命是自己决定的。成功的教育，就是要教育那种不认命的人。“创新的人才都是不认命的，不认命是创新的前提和条件，深圳大学的学生不认命。”吴予敏说。
潘多拉盒子被不经意间打开，释放的能量，不可估量。
毕业设计答辩当天，校领导来了，公司老总来了，媒体来了，毕业学生的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一天，平时从不穿西装的吴予敏破天荒打上了领带，穿起了西装，还被一位老师打趣道：“老吴，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跟新郎官一样？”吴予敏大笑着回应：“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这不是新郎官，我这是嫁女儿！人家婆家都上门了，那不得打扮得漂亮点？”玩笑话下，是吴予敏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快乐。
当最后一个小组答辩完，全场鼓掌雷动，公司主动给学生递名片。这下，吴予敏心里有底了，安心了。毕设的开创，本质上是老师对于学生最为质朴的关照，“当老师的如果培养的学生没饭吃，他自己这碗饭吃得不安心啊！”
至此，深圳大学广告专业的招牌打了出去。毕业设计，这场适应于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内心深处的认同，顺应于社会内在需求的教学改革，沿着自己的轨道一路畅行。
从1997年首创实战性传媒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深大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的毕业设计教改便被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其“开创了文科毕业设计的新模式”“走出了实验教学的新路子”“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原来做毕业论文，基本是三点一线、文案搬家，做的是纯粹文字功夫。毕业设计让学生真正走出象牙塔，调动所有思考力、行动力，去完成一场深刻而充满实验精神的“毕业作品”。集中体现学生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创造潜质、社会适应性和实践操作能力，极大地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自由创造的能力。
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的启动，原本是为了适应人才市场的竞争环境，解决大学生自己的立足生存问题；然而，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化，却将新闻传播学的学子推向了走出小我，放眼大我，直面关怀社会问题的境地。
真正成为一名记者，去蹚那条社会的河
2009年，深大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新闻方向的学生要毕业了（同一年，深大成立新闻系）。当时吴予敏就任传播学院院长，他将“新闻学生是否要做毕业设计”的问题抛给了时任传播系主任的刘劲松教授。刘劲松请新闻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
意见反馈回来时，又是一个“遥远的下午”，所幸，这个下午的底色是明亮的。新闻专业的老师一致同意采用毕设的方式，培养实战型新闻人才。有的学生私下里摩拳擦掌、牙根紧紧地说，我们要“亮剑”！
2010年，曾任深圳日报总编辑的辜晓进加入深大新闻系教师团队。他发现，早期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设计多是做媒体策划，有比较明显的广告策划痕迹。在第一届新闻系本科生即将毕业之前，辜晓进与当时新闻系主任黄春平和刘劲松一起商讨，对新闻系毕设做出改革。当时，新闻系教授们达成共识，借鉴世界一流新闻学院的方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主张毕业设计强调史论、又重视实务。以6人为一组，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一次历时半年的深度采访调查，形成一个以大纵深、多媒体、高质量为特色的新闻大制作。
当新闻理想与新闻实践相碰撞时，学生们如脱缰的野马，奔向广袤的草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忘我，逐渐忘记了这只是一次毕业设计，一次作业考核，他们开始真正成为一名记者，去蹚那条社会的河。
记者的脚下是有泥土的。2014年度毕设项目《深圳渔村：远去的故乡》小组是6个女生，耗时6个月，每天起早贪黑，走访深圳沿海6个区，在10个渔社区（村）、4个码头留下了足迹，深度采访了78人，路程累计超过2265公里，相当于沿着深圳海岸线来回走了10遍。
记者的视野是开阔的。2018年度毕设项目《摩尔的野蛮生长时代》小组，聚焦深圳星罗密布的购物中心。在一众人文题材中跳脱出来，将触角探至商业领域。2019年度《雄安记》小组将目光投向国家级新区——河北省雄安，关注在国家意志和历史巨轮面前被选中的县城。14年来，新闻系毕设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众多领域。
记者的心是人民的。翻看历年新闻系毕业设计，人文关怀经由文字自然流淌。入殓师、盲人按摩师、在深建设者子女、尘肺病人、试药人……2017年，当短视频还未普及，《快手江湖》小组跨越5个省份，寻访快手江湖下，媚俗与超越并存的农民网红故事。14年来，他们关注时代浪潮下的小人物，望向隐秘的、被遗忘的角落。
这种充分调动学生内驱力的教育路径，得到了教育部高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肯定和支持。在“2019全国新闻专业毕业设计研究论坛”上，时任教育部高校新闻学科教指委主任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毕设改革“更加符合学科的教学性质”，也是“对院校组织统筹能力和教师责任心的考验”。时任教指委副主任蒋晓丽教授，呼吁新闻教育要“深耕传统优势，推广深大经验”。这一经验已被全国数十所高校借鉴和采纳，其中不乏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这类985、211名校，而更多院校已开始这一改革。
不光如此，深大新闻系毕设成功破圈。每年毕设答辩都有媒体老总或资深记者担任评委，有的主动前来观摩。毕设作品还多次获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澎湃新闻等数十家主流媒体转载报道；《中国新闻出版报》曾整版专题报道深大新闻系毕业设计作品及教学改革情况。
自我燃烧“最后一舞”，郑重而又华丽的告别
毕业设计被深大新闻学子视为最后一舞，往往以“自我燃烧”般的姿态全情投入。慷慨的青春，像是对毕业的一次礼敬，更像是对大学生活郑重而又华丽的告别。
今年4月26日2019级新闻学毕业设计答辩当天，《疍家的末班船——广东疍民上岸实录》小组特意定制了一套黑白灰色调的新中式服装，穿着画有中国山水画服装的组长林昱彤，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但她和小组成员都知道，答辩两周前的每一天，为了做最后冲刺，自己和成员每天在玻璃教室里熬夜到凌晨3、4点，隔天一早起来，“灰头土脸的”，黑眼圈耷拉着。“毕设当天，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整个人精神焕发。”林昱彤说。
2018年度《摩尔的野蛮生长时代》小组组长郭正正是个大学期间从未熬夜过的人。但她在答辩前一天，见到了凌晨2点的深大。那晚，夜很静，偶有微风，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走在学校大马路上，离开象牙塔的忧伤还没有钻进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想的全是第二天答辩的细节。
早几个小时，他们来到了深大南图书馆门前的小平台上，平台宽阔，特别像科技楼报告厅的答辩舞台。小组6人旁若无人般在平台上大摇大摆地排练，语气、姿态，都拿出真正答辩的架势来。但当熟悉的战友突然端了起来，认真的神态竟还让互相有点不适应，特别招笑。郭正正还记得那天大家总是笑场，眼泪都出来了，腮帮子也酸了，但却是越练越享受，欢腾炽热，不知疲倦。
2019年答辩前夕，《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小组组长唐梓聪去桂庙村买了人生中第一套西装，500多块，全黑色的。答辩前一天，他与另一个小组成员，两个男生特意敷了两片面膜。
答辩当天，郭正正站在舞台中央，灯光打在身上，台下座位席上、走廊过道处乌压压一片人。一开始心跳得有些快，她好不容易适应了，刚开始享受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答辩就要结束了。这时，另一个郭正正好像从她的身体里跑了出来，深情地望着站在舞台上的自己和台下的观众，“有点舍不得，好像还没回过味来，就要结束了”。
忧伤跑出来了，也钻进了方舟的心里。
方舟是《雄安记》小组的组长，他们组是最后一个答辩的。答辩完，他一身轻松，但心却空落落的，“有种大幕落下的感觉，2019年新闻系毕设谢幕了。”等到所有人都走了后，方舟小组在报告厅找到了一年前刚组队时，留念拍照的位置，又拍了一张。一年前，6人中5人并排坐在椅子沿上。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都咧着嘴笑着。一年后，6人分成两排，捧着二等奖的荣誉证书拍了一张，没有什么表情。他说，“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受，拍毕业照都没有那天那么难受，毕设答辩就是我们的毕业礼。我们都知道也许自己写的稿子产生不了太大的社会推动，但毕业设计就像是我们最后一次新闻理想的实践，我们必须做得有模有样，才能对得起这个专业。”
是的，很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后来都没有从事媒体了，毕业设计真真成为了他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新闻理想的实践。郭正正后来进入了体制内，但她时常能想起做毕设的日子，“毕设是只有学生时代才能做的事情。”唐梓聪做了短暂的电影媒体记者，后来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单纯用爱发电支撑不下去，也改行了。方舟还坚持着，在传统媒体做文字工作，但仍保留着毕设时留下的爱拍照习惯。
深圳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尹连根很为仍坚持做新闻的学生而感动。“陈雯丽、张子仪、李婷菊、李明子、潘潇雨、李馨婷、林敏儿、苏国鋭、叶佳宾、魏晞……”那些还在新闻战线奋斗的学生被尹连根深深地记在心里，一提到这事，他的眼泪会不听使唤地流下来。
吴予敏说，在新闻人才培养时，我们不可能将沉重的、复杂的东西加给学生。但毕业设计是学生自我锻造自我成熟的过程，能加深他们对于社会的深度认知。当他们感触社会跳动的脉搏，体会社会的快乐与痛苦，就有了那一颗新闻传播的“大我”之心。未来无论他们是否选择新闻从业，以良知关怀社会，以责任贡献社会，都是这颗心自然引导的结果。因此新闻毕业设计改革，将专业教育融入了人生教育。新闻成就了有意义的人生。
学生浩荡的新闻实践，心中有火的人在守护
这一场浩荡的新闻实践背后，绝不是靠学生的一腔孤勇做出来的。
辜晓进还记得深圳渔村小组6名姑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愁眉苦脸，做的最靠近他的组员李明子几乎要哭了。那时毕设日期已经过半，但她们进展不顺。辜晓进花了很长时间帮她们分析梳理渔村报道的纵向与横向关系。在结束时，李明子才露出灿烂的笑容。
每年毕设，尹连根都会有种木木的感觉，他经常要木木数日才能回过神来。那种木木感如同嫁女的父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爱深计远成为了尹连根的教学的原则之一。他回忆，当太阳村小组、雄安小组在除夕夜给他发来问候时，他深知小组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人在外面抱团取暖过春节。陈柳月小组采访富士康的打工一族，就采用守候工厂门口、混迹下班工人的方式，在附近租住下来，跟工人泡酒吧，到机场为工人们送行。有一次，办公室里，看到素来眉清目秀的陈柳月疲惫地顶着黑眼圈坐在沙发上，尹老师突然一阵心软。在得知平生最怕老鼠的韦文雅跟章雅琴、曾映辉在快手简陋的屋子里三人挤一床被子，听着天花板上老鼠叫声而一宿未眠，他笑出了眼泪，感到还是太难为这些小姑娘们了。但是，能心软吗？不能。爱之深、计之远。所以，更多情况下，尹连根唯有一面叮嘱，一面打气。
“深大新闻系教师将自己的新闻情怀倾注在了教学身上，当找到好的新闻选题时，老师与学生一样兴奋。”辜晓进说。
2018年，尹连根在看完以香港“劏房”为题材的《侷住香港》小组答辩后，他激动地像自己毕业一样，一宿未眠。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在指导毕设同学们身上“圆自己的新闻梦”，学生的毕设作品让老师去实现了自我超越。
一路走来，新闻系毕设由一群心中有火的人守护：吴予敏、王晓华、巢乃鹏三代传播学院院长，辜晓进、刘劲松、尹连根、彭华新、陈显玲等数位在新闻一线打拼过的资深新闻人，黄春平、李明伟、王琛、张田田、张晗等学有所长、热爱新闻的博士。老中青三代结合，以共同的责任和信念凝聚起来，将新闻系搞得红红火火。
源源不断26年，如何让毕设文化薪火相传？
吴予敏认为，有责任感的教师不会给学生描绘虚假的景象，更不会用僵硬的话语束缚学生的头脑，而是要和他们一起去认识和感受这个真实社会。
在这样时代下迸发出来的新闻毕设，被有着青春基因的深圳孕育出来，再加上一群心中有火的教师守护，与自我燃烧的学子一碰撞。毕设的生命力便源源不断地进发了26年，新闻系毕设也历时14年。
在深大，毕设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代际传承式”的奇特的现象。郭正正大二、大三时就到过答辩现场观摩。她早早地到科技楼门外等候，但总有比她到得还早的学生。排队的长龙从科技楼蜿蜒上百米甩到草坪上。上午的答辩刚刚结束，下午的进场排队又紧接着开始。
“仪式化活动”和“娱乐化秀场”都不是正确的解释。学生们的深情是严肃的，内心是欣赞的，自我是充实的。就连到场教师也都能体会到那种节日般由衷的满足与快乐。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黄玉波认为，毕设文化形成后，最大的挑战也源于文化的保持与传承。作为2006年就来到传播学院从教的教师，近些年他明显感觉到考研、考公、考编的学生人数上涨，学生要考虑的现实因素多了，投入到这一场理想的实践的精力不似以往多了。其次，从业界引进教师越来越困难，招聘的师资更多是名校的、海外的博士，业界经验较为匮乏，指导起学生来有所受限。再次，如今高校教师采用“非升即走”的考核制度，教师做毕设指导所获得的工作量远低于实际投入时间，年轻教师会考虑他们投入产出比的问题。“教育是个良心活，如今毕设依靠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的自觉坚持，更是对这种毕设文化的认同。”黄玉波说。
他介绍，如今学院也在探索两条腿走路。如果学子愿意做论文，更有学术方面的志向，也可以选择论文。“但我们八成以上的学生还是愿意做毕设，他们也知道毕设对于他们成长的意义。”
辜晓进认为，毕业设计让学子习得了一种专业精神，这精神包括遵循职业标准的务实精神，顾全大局的合作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不辱使命的负责精神。这种精神适用于任何职业，哪怕今后学子不从事新闻了，通过毕设培养的精神意识也将是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毕业设计这一场理想的实践，吸引着新闻系学子不计任何成本地投入。郭正正说，毕业设计是使命、是初心，是只有学生时代才能做的事情，是一想起来依旧血脉偾张的事情。方舟说，“它是无成本的，唯一的成本就是我们的青春，是一件没有任何压力、不用考虑各种问题、只考虑新闻的纯粹的事情。”
那一天，方舟与小组成员拍完照片后回到寝室，舍友抱着他痛哭，他也哭，两个大男孩就这么任眼泪横流，浸湿衣衫。
文章转自：人民日报 今日头条 网易新闻 深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