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史研究的回顾
作者:王琛         时间:2008/10/21 20:32:46        阅读:872

【内容摘要】对中国古代传播史的研究,即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传播的理论观念与史实,源自海内外华人学者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规模逐渐扩大。本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

【关键词】中国传播史  研究综述  传播学本土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传播学界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概念后,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传播的理论观念与史实,成为努力的方向之一。20多年来,这一学术方向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到众多、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知识视野不断拓展。本文试图对我国古代传播史已有的成果进行盘点,以便进行学术总结,更好地推进此方向的学术进展。

一、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概念的说明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其知识边界先应厘清。事实上,这样做有相当的困难。检阅已出版的论著,会发现围绕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庞杂多样,除了传播思想史、新闻史、媒介史等领域,还涉及到修辞史、广告史、教育史、文学史、中外交流史、翻译史、旅游史、邮驿史、印刷出版史等;再拓展一些,涉及到民俗史、礼仪史、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等。几乎各个领域都涉及到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现象,如果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则学科界限不能统一,也就无从谈起专业领域和课题进展。所以笔者将传播史的领域初步界定为:
    (1)传播媒介史,涵盖文字史、印刷史、出版史、编辑史的相关内容,这是传播的物质技术层面;
    (2)传播制度史,研究传播者的角色、身份、组织、制度、机制等,是传播制度层面的研究;
    (3)传播观念史,是对历史上人们关于传播的认识、理念、伦理、习惯等的研究。
    物质、制度和观念这三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层面基本能反映出我国传播史的主体内容。20多年来的中国传播史的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在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共识,因此,还不能将所有研究成果纳入到上述三个概念范围中分述;但是,我们尽量照顾到这个概念区别,以便对研究状况的知识兴趣和进展有所了解。
    本文集中于对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古代传播史研究的回顾,关于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可以参见邵培仁、黄星民等学者的相关文章。另外,近现代新闻事业的研究文章有相当的数量,限于篇幅,本文不欲在此讨论。

二、大陆学者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发展至今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现按阶段进行归纳,同时为了便于对比论述,偶尔会出现将不同时期的论著放在一起一并论及。
     1、20世纪80年代初—1992年,中国传播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以美国学者施拉姆等所著的《传播学概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等中译本出版为标志,传播学开始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某些学者开始运用传播学这一新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开始了对于中国历史上传播现象和观念的研究。吴予敏在1988年出版了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作者有意识地将传播学方法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传播形态和文化形态具有直接同一性,将二者结合研究不仅有助于使传播学这一技术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获得人文科学的特质,且有助于文化研究获得“工具模式”。该书对古代传播媒介的进步、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领域的传播和传播理论观念等四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研究,进而归纳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特征的三种传播结构形态。该书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形式结构”分析的尝试是独到的,它初步规划了传播媒介史、传播制度史和传播观念史的基本雏形和理论框架 。这部著作,在出版的时候还是作为“传统文化反思”的成果,没有在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引起足够的重视。此书在1991年由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了海外版。
    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1990)中,也涉及到“中国传统传播方式及特点”等中国古代传播的一些内容。早期的研究成果还有个别研究论文 。可以说,在90年代初以前,关于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屈指可数。
    2、1993年—2000年,中国传播史研究进入到有组织有计划的推进阶段
    经过香港传播学者余也鲁、台湾学者徐佳士的大力倡导,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来自两岸四地的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22位学者首次进行了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拉开了有计划、有组织开展中国传播史研究的序幕。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一书,集中反映了会议成果。这次会议在学科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将中国传播史研究纳入到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中;第一次联合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学者共同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史实;第一次对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作了规划和部署。
    从书中的论文看,不同的专业背景显示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在传播媒介史方面,民俗学者高国藩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借物传声和以声传艺现象,历史学者张学洪讨论了古代的邮驿系统和功能,郭峰讨论了物象传媒体系,经济史学者叶世昌讨论了古代商业传播媒体,广告学者陈培爱讨论了古代的广告传播;在传播制度史方面,新闻学者朱增朴讨论了中国朝野政治传播制度,历史学者黄金贵系统论述了流传、书传、纪传、教传、驿传等制度形态;在传播观念史方面,传播学者吴予敏从文化结构与传播结构相结合的层面,概括出影响中国政治的三条传播思想路线,新闻学者孙旭培从传统的谚语格言入手,分析其中浓缩的对传的民间认识,人类学者乔健分析了古人有关言语或传的计策行为等等。
    厦门会议之后,孙旭培组织两岸28位多学科学者编写了《华夏传播论》(1997) 。该书分为绪论、传播与媒介、各领域的传播、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体制、中外传播交流等6章。在这本概论性的书中,学者们探索了中国传播史研究的广泛领域。这部著作是根据厦门会议规划的拓展性成果,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但由于是多学科学者成果的汇集,该书缺乏一个统摄性的理论概念系统。
    这一阶段出版的个人专著有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该书重点研究了上古、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等五个时期的传播方式,对“焚书坑儒”等历史上重要的传播现象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先秦两汉的传播思想做了专章论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该书在理论架构上还是传统史学模式,史论多于对传播学的诠释 。李敬一在2003年出版了《中国传播史论》,对研究框架作了进一步探索,从史实论、人物论、思想论、技术论、发展论五个方面对古代传播进行了专题式的论述,每个专题也有纵向的历史描述 ,展现了专题研究的形态。此外,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基本上是对文化扩散的中国史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在学术期刊上出现了不少论文。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数端:
    (1)在传播观念研究方面,首先是关于孔子的传播思想的研究。陈力丹对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进行了回应和补充,他指出周代创制,完成了伦理权力化,孔子的传播思想以人伦为基础,将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实现了权力伦理化,通过灌输最终成为封建社会老百姓的道德自觉,“身—家—国—天下”的社会生活传播结构因而被建立 。马鸿盛分析了孔子的编辑思想,指出孔子的编辑理论有“述而不作”的客观原则,“隐寓褒贬”的主观意图,“多闻阙疑”的求实精神,“排斥虚妄”的科学态度 。其次是关于先秦诸子的传播研究。何庆良根据各派的传播实践特征及对传播功能的论述,划分出儒家“政教派”、墨家“功利派”、道家“无为派”、法家“监控派”、纵横家“外交派”五大功能学派 。廖声武分析了先秦儒家卓有成效的传播方式,包括游说诸侯,办学授徒,编辑整理古籍和著书立说等 。值得注意的是邵培仁研究了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认为“观”“味”“知”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接收概念,并分析了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的特色 。这一研究反映出关于传播观念的研究开始注重中国传统中传播观念的总体特点。
    (2)在传播制度研究中,一些学者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特点,如秦志希所分析的“定于一尊”的一元格局的传播体制,止于至善的价值追求,凝结东方智慧的传播技巧以及独特神韵的传播媒体“汉语” 。周月亮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根本性特征在于它的大一统体制所规定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封闭的开放性等 。黄星民从词义比较出发探讨了中西方传播观的异同,指出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传播观具有“空间倾向”性,重视横向传播;产生于东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传播观具有“时间倾向”性,重视纵向传播 。关于古代新闻传播,比较显著的是尹韵公的系列研究,他根据有关三国的古籍中的近百条史料,对该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史料出发论证了南宋临安出现的发达的新闻活动 ,以及明代的邸报和急选报 。李彬对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进奏院”以及进奏院状报进行了研究 ,他关于唐代在传播史上历史地位的论述,引起了争鸣。李彬认为唐代的传播发展为后来的新闻史营造了历史氛围,进奏院状、笔记小说与讲唱活动这三种早期的原始媒介,使新闻传播全方位地从无序走上有序,实现了意义重大的一次飞跃 。李斯颐对李彬提出了质疑,认为唐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只是给新闻事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将其看作实现了新闻传播意义重大的“飞跃”实不恰当 。关于古代的出版,徐枫对宋代的出版传播及其管理和控制进行研究,他指出宋代出现了许多编辑人和刻书机构,促使编辑传播正式取代以往文学传播以自然传播为主的局面,编辑出版了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并开始了主动约稿的活动 ;在出版管理上,宋代制定各种法令、条例;进行严格的书报检查等,用行政的、法律的以及纠察的手段进行 。
    3、新千年以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局面。显示了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特点。
    2001年,“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五史六论”中的“三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社会传播史料初编》汇集了一批传播历史资料,编者采取评析的形式来阐释中国传统社会的若干传播原则与原理。史料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郑著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该书的编撰在分类和框架上亦有值得商榷之处,这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历史资料的取舍,与如何规范传播概念,如何界定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黄鸣奋的《说服君主》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讽谏传播,分别从讽谏传播的流变、主体、手段、方式、对象、内容、环境、启示等八章进行综论,这是关于政治传播方式研究的深化。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主要从“汉字的哲学解析与信息传播”和“汉字的艺术解析与信息传播”两大方面进行传播研究。以汉字为基本传播符号,从中解释独具特点的中国传播观念。2005年,由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分古代卷(上、下)、近代卷、现当代卷,分别由余志鸿、徐培汀和戴元光主笔。这套著作可称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中爬梳中国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大制作,是关于中国传播史的第一本有较完整体例的通史著作。然而,此书还不能算得一部立足于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的精审著作,不无庞杂之处。
    这一时期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的论文迅速增多,反映了专精的专题性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特点。其主要议题有:
    (1)先秦诸子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研究
    一些学者探讨孔子关于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传播与反馈等的传播观念 。学者们还论及了孔子的“有教无类”、以“仁”为核心的教育传播思想及其对传统文化的贡献 。关于孟子传播思想,张昆等指出孟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本假设上,主要目的是传播孔子之道,正人心,息邪说,推行政治教化,争取民众认同,强调士作为传播者要养浩然之气 。,学者们指出,儒家的传播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掌握传播话语权,借助传播实现对道德的规范,引导社会舆论 。黄星民从传播过程的角度讨论儒家的礼乐传播 。这是将礼乐文化制度和传播行为规范分析联系起来的较为深入和独到的观察。
    关于其他诸子学派传播观念的研究遍及道家、墨家、法家等,既有专门研究,又有比较研究,研究中学者互有辩难。例如,余晓莉认为道家的传播思想不能简单地从“愚民”的角度去理解,道家“反传播”的观点不能成立 。张翅分析了法家在传播的功能、内容、体制、策略等方面的创造性认识 。黄星民比较了墨子与韩非子传播效果观,认为墨子方法论“兼”,在传播效果上提出了“染论”;韩非方法论“矛盾”,在传播效果上提出了“难论” 。蔡安延分析了儒道两家对“言说”的不同理解。儒家主“言”,认为一切皆可以言说,并通过言语书籍进行教化;道家从“道”出发,认为“言而无言”“不可言说”,因而在“怎么说”上进行了艺术化的追求 。武汉大学胡小洁的硕士论文《先秦儒、法两家传播思想的比较研究》(2005)从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出发,分析两者不同的道德体系、传播思想和治国方略。
    (2)政治制度与传播的关系研究
    专制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运转的杠杆,传的形态是直接表现着社会政治文化的活的机制,吴予敏分析了帝制中国的媒介权力,指出它是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 。孙顺华分析了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的传播控制特点,以思想统制和暴力强制并用的手段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导致社会信息流动的不均衡 。陈谦揭示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中蕴含的政治传播观,认为它是中国式的“魔弹论” 。此外,侯东阳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朝廷的一种舆论形式——朝议制 。
    个案研究方面,朱至刚对古文献《盘庚》的上中篇进行了传播学的解读,认为盘庚在说服的过程中使王权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控制作为一项制度被公众接受,最终达到迁都的目的 。还有学者讨论了宋代的新闻控制以及古代新闻法规的形成及其特点 。尹韵公通过对“喉舌”的历史考察,认为刘勰是“喉舌”观念的创始人,其《诏策篇》实为古代“喉舌”观念的集大成者 。
    (3)关于媒介、信息传播方式的研究
传播是信息的流动。一些学者分析了我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历史演进、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特点,代表性的研究有,黄星民以中国礼乐传播为主线,追溯大众传播中非语言符号传播形式的演化过程,分析了这些非语言大众传播与语言大众传播形式之间的关系 ;聂付生研究了晚明社会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播活动和波及全国的传播网络 。另外,王冰从媒介生态的角度出发,归纳出中华媒介生态文化史的三个维度 。
    在古代,书籍是重要的信息贮存形式。学者们研究我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硕士论文,苏州大学刘海的《冯梦龙编辑思想研究》(2002)分析了冯梦龙以读者为主体的市场意识、以图书为载体实现人文教化以及对通俗的追求等编辑思想。河南大学仝冠军的《中国古代编辑生存状况研究及其理论分析》从历史和理论分析两个视角,对中国古代编辑的生存状况进行全面观照。
    媒介史的研究与古代报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比如陈力丹讨论了“府报” ;杨立新对《开元杂报》提出质疑 ;张涛认为汉简制书应是西汉的木简报,是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的开始 等。关于宋代邸报的研究较多,主要讨论其性质与功能。主要观点有宋代邸报具有的官报与民间报纸的双重性 ;宋代邸报发挥的舆论监督的功能以及在朝廷与地方间文字传递的作用、官员与邸报之关系 。
    (4)专门领域中的传播研究,比较集中于教育和文学传播方面。
    古代中国的教育体制分官学和私学,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私学尤其是书院方面的教育传播特点。蒋华指出先秦私学打破了政教合一的旧体制,成为独立于王室政务之外的教学场所,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和教育的社会化,开创了文化传播的新途径,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官方因素 。河北大学王晓龙的硕士论文《南宋理学传播活动研究——以教育传播为中心》分析了南宋理学传播的阶段和特点,指出理学家开创了新的教育传播形式,其传播活动多有创新,表现在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系统性、一定的宗教色彩和排他性强等特点,将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这一研究,论证了古代教育传播作为传统伦理哲学载体的作用。
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为数不少的古典文学方面的学者开始从传播学角度来研究古代的文学传播,在此不欲全面列举,仅举数例以说明研究的视角:
    宏观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与传播思想 、古代文学传播目的 、模式及主要动力 。微观性的研究比较多,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具体研究角度包括,某一时期某种文学体裁的传播与接受,比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研究 ;某一种文本或作家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比如诗话家在诗歌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从传播学角度对古代文本进行了“另类”解读,比如魏晋“志怪”文体 。
    2005年出版的王运涛的《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因研究对象和写作视角独特而成研究古代文学传播的新颖之作。近些年还出现了许多文学传播方面的学位论文,如华东师范大学赵春宁的博士论文《〈西厢记〉传播研究》(2001)、山东大学刘明怡的硕士论文《先秦〈诗经〉的传播学研究》(2003)、内蒙古大学唐宋的硕士论文《行人南北尽歌谣——唐诗在唐代传播的特点及其意义》(2000)、河北大学李佳的硕士论文《盛唐诗歌的传播模式》(2000)、福建师范大学杨蓓的硕士论文《论东坡词在宋金元的传播与接受》(2004)等。这一批集中涌现的博士、硕士论文反映出在中国古代传播史研究中,加入了一批主要来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新生代。这既是古典文学研究视角的转变,又是传播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更新。与既往的传播史研究不同的是,古典文学的传播研究,更加注重传播与审美的关系、传播与民间文艺的关系。

三、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态势的几点观察
    客观地说,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古代关于传播的思想与实际散见于浩繁的各种文献典籍中,需要一字一句爬梳剔抉地寻觅。因此,在短短的十数年里,涌现出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实属可贵。概括地说,迄今为止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做出了如下方面的贡献:
    1、开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源自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动力和中国学者为传播学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学术抱负。文化与传播是同一的,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依赖于传播,特定文化又对传播行为进行规范,起到深层的制约作用。中国文化经历五千年没有中断,无疑有自己特殊的文化传播特点和规律。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而且关系到中国传播学的建立,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2、在研究过程中体现了多学科研究的优势和成绩,研究者多元的专业背景使得研究涉及的题材十分丰富、知识视野相对开阔;
    3、非常可贵的是,学者们能始终坚持从中国既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寻找中国传播学自己的话语和规律,而没有简单套用外国传播学的概念;
    4、就现在来说,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在传播观念、政治传播、社会传播、文艺传播和教育传播等领域进步比较突出;
    5、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目前,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深圳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机构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中国传播史研究的队伍;
    6、在此领域开展了海内外华人华文学者的合作与交流,开始阶段是以港台学者输入的方式影响大陆研究,今后的趋势则显示了大陆学者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多元格局。
    就不足而言,可能表现在,一是议题相对不够集中。作为一个多学科平台,传播史的研究需要相关学科学者的知识视阈,但学术交集是学术进展和讨论的前提条件,学术规范需要建立在基本的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缺乏学科的知识边界,就难以形成明确的专业领域和知识架构;二是专论性的深入研究亟待开展,传播史的许多“时段”还未被触及、许多领域还是空白,需要系统地开展研究;等。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显示一个不断拓展、持续深入的发展态势。目前,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在丰富成熟起来,出现了许多著作,如郑子瑜《中国修辞学通史》(1999)、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2001)、姚福申《中国编辑史》(1990)、宋原放等的《中国出版史》(1991),还有广告史、旅游史、邮驿史等方面的成果。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已有的各种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上,更为成熟的中国传播史的通论、通史类著作定能呼之欲出,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其成果会对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的建设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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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8/10/21 20: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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